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心政治局会议，再次夸大，要有序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，积极发展新能源。
应该说，降碳、环保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在我国已经发展迅速。据统计，截至2020年末，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，存量规模世界第一；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，居世界第二。
绿色金融的发展效果，基于供给端来看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多元、参与主体越来越多、制度规则不中断完善；基于需求端我们则看到，绿色金融不仅与减少碳排放、减少污染等指标直接相关，而且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、有效应对疫情，并且深进到金融机构文化建设中。综合来看，绿色金融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切进点和“多边共鸣”。
当然也需承认，我国“十四五”期间的绿色金融发展仍然存在挑战，如绿色金融的概念与内涵界定不够清楚、业务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撑、在发展路径上缺乏操纵性强的政策与法律约束、配套中介服务体系不足、政策性与贸易性金融支持边界不清等。
对此我们以为，在全面围绕碳中和推动经济金融变革的背景下，需要从以下六个视角来重新熟悉绿色金融。
一是国际政治视角。日益严重的天气危机是摆在全人类眼前的一场大考，不仅对于经济社会影响深远，也是新形势下国际政治的共鸣“抓手”。实际上，全球已初步形成碳中和共鸣，据相关机构研究统计，截至 2020 年底，全球共有 44 个国家和经济体正式公布了碳中和目标，包括已经实现目标、已写进政策文件、提出或完成立法程序的国家和地区。我国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点，以绿色发展为抓手，积极响应碳减排号召，谋求多边发展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。因此，绿色金融发展的大局，离不开助力、服务、支持这一政治共鸣的总体原则。
二是社会与生态视角。对此，需进行多重目标的梳理与整合。如过往，曾经在此领域有非常多的理论概念，包括可持续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循环经济、节能减排等。现在，则需要从“碳中和”出发重新梳理与整合，看一下相关概念的逻辑关系是什么，怎样才能同一到新的发展思路中。再如，绿色金融支持碳中和，并不能只依靠“外力”约束，而要从社会与生态视角出发，终极要落到人文与文化共鸣层面，间接地对金融主体的行为产生内在道德约束。
三是经济视角。例如，必须要探讨在新目标下，银行信贷结构面向行业、产业、地区的调整，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，如何更有效地引导经济资源公道配置。再如，绿色金融与碳中和目标相配合，还需要考虑经济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题目，尤其对于就业、增长和稳定，需要充分权衡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协调，以及如何进行适度动态转换。
四是金融自身视角。需要思考三个方面的题目，包括：现有的金融体系如何更有效地支持与“碳中和”有关的经济活动；如何构建有效的碳金融市场，即本质上是把与碳市场有关的要素进行资本化和金融化；金融体系支持“碳中和”项目的风险控制，尤其是结构性冲击、产业风险等题目。特别需关注的是，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要素包括金融机构、金融产品、金融市场等，现有的“短板”可能更多体现在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方面，如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一级和二级资本市场，以及股权投资基金的作用。
五是机制设计视角。需要基于宏观、行业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分析。宏观层面上，“碳中和”依然是传统理论的热门题目，在机制设计上需要将各方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效匹配。行业层面上，完善绿色金融标准、金融监管、金融规则等，都是用外部变量来解决绿色金融活动中的治理机制矛盾。微观层面上，需要将“碳中和”目标分解，落实到具体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中，实现真正的“激励相收留”与机制约束。
六是技术视角。一是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来解决现有绿色金融“本钱高、效率低”题目，从而既进步服务效果，又能为金融机构开拓出新的“蓝海业务”。二是全面分析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“碳中和”题目。严格意义上说，并非所有的数字经济模式都是绿色、低碳、低能耗的，这对绿色金融产生了更复杂的影响。同时，伴随着加密数字货币、Defi等往中心化金融的发展，数字金融模式也衍生出更复杂的形态，其自身如何实现“碳中和”也是绕不开的题目。
杨涛（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、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院长）
0
